第七章 尧、舜、禹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奠基人
夏王朝是我国社会进入文明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主阶级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真老虎。恩格斯在《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个社会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什么这样讲呢?
(一)尧、舜、禹的时代是一个进入国家发展雏形的时代。这个雏形的框架是：
(1)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网络已基本形成。前文已述，从尧统治时的领导核心(尧、舜、禹、弃、契、皋、伯益)到舜对20 多位大臣的任命，及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任用制，到最后禹在涂山召开万人大会，说明到禹执政期，统治网络和统治手段已相当完善，可以说中央集权达到令行禁止的地步。大禹敢于在公开场合杀防风氏，说明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很强大。
(2)有了一支全国统一的军队。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 军队是执行国家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尧、舜、禹三个历史人物的执政时期，军事民主制中军事因素增加，对外发动战争，征服那些敢于反抗的古国或部落。据大量历史资料记载，大禹执政后期就是靠武力镇压来完成统一的，他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号召天下全力征讨不服统治的三苗异族，迫使这部分三苗人向丹、汉以南或其他高山峻岭之中逃居，从而用武力统一了天下。
(3)有了统一的法律。尧舜禹时代，私有制在急剧地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量的奴隶，虽然各级贵族保持了一定旧的血缘关系，但新形成的阶级对抗已经比较明显，因而大舜推行的“五刑”法治，使当时整个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中。
(4)文字可能已得到应用。文字是文明出现和发展的重要体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从110 年前王懿荣先生首次发现的安阳甲骨文开始，众多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就一直在潜心研究推测甲骨文到底是哪一个朝代的产物。有识之士一致认为：
①文字的形成是一个相当漫长悠久的过程。以前以甲骨文为出现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最近在昌乐县又发现了被一些考古学家推测为比甲骨文还早的骨刻文，说明甲骨文绝不是商代的固有文字，而是应比商代更早的夏朝和尧舜禹时代就逐渐演化的文字。
②文字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上层建筑领域中最有权威的代表。文字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反映。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甲骨文完整的形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文字既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一步一步发展而来，再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我们就应坚定地相信，安阳的甲骨文作为反映和代表经济进步的标志，它的起源应早于商代。以上这四个固定的框架，充分说明国家的雏形已出现于尧舜禹时代。
(二)城、邑、村的组织网络已经形成。
图片：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讲到城市形成的原因，是从防御的角度论证了城市形成的起因。他说：“用石墙、城楼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已需要增加的标志。”正因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私有制形成的进程，从而也推动了战争的加剧，来掠夺其他部落时也要防备自己部落被掠夺。因而部落联盟也加快了用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城市的建设步伐。山东省的20 万平方米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近6万平方米的寿光边线王城址、10 万平方米的邹平丁公城址、20 万平方米的临淄区桐林城址、25 万平方米的五莲县丹土城址等鲁西南八个组团的大型城市群落都是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址。而山东省考古学家在挖掘中发现，上述所有的城址几乎全部脱离了单纯的军事防御的功能，而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大小小中心。1994 年张学海先生在《考古》期刊上发表《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一文中指出，全国当时发掘了数十座龙山文化城，“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共发现18 座，而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占14 座。山东地区的龙山城，不仅发现数量较多，半数的规模也较大，而且有龙山城组，但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个典型性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国家的典型，代表国家形成的典型。整个龙山文化时期，不正是尧、舜、禹三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期吗? 1990 年7 月的《中国文物报》发表《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一文中明确指出：“表明当时我国东部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中心之一。”
城市大量出现，正如恩格斯所肯定的那样，“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而这个文明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城市这个“龙头”带动下，比城市还多的邑这个“龙腰”也发育成熟了，而围绕邑所形成的村就成了庞大的“龙尾”。村、邑、城三者就自然变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大链条，形成了一个一存俱存、一亡俱亡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了。组成这个有机整体的大、中、小细胞与国家的整体利益血肉相连，所以国家的成熟已水到渠成。舜、禹的治水，如果没有中央统治集团强有力的决策，没有代表这种决策的有权威的令，没有全国城、邑、村三级行政网络的全力支持，要达到上下游统筹规划、左右岸综合治理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统一中水，在治水中统一，是当时国家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进入空前繁荣时期。
据吴国桢先生在《中国的传统》一书中记载推算，黄帝时已有文字800 多个， 而到商代盘庚时代，出土的甲骨文已有5000 多字。另据史书记载，大舜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这大概在史学界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我在前文已有评述。另外，《帝王世纪》、《山海经·海内经》、《世本·作篇》、《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古乐篇》对此皆有记载，特别是《路史·后纪十二·有虞氏》盛赞大舜时期“五帝之乐，莫盛于此”。
山东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已用大量考古事实证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广大地区的各种文化就已相当发达了。大汶口文化处在父系氏族的发展期，龙山文化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但这两种文化还都处于同一个氏族期。因此，龙山文化对大汶口文化不仅有必然的继承性，更重要的是对大汶口文化的发展性，到岳石文化时期，就已经是夏王朝的执政期了。所以，尧舜禹时代的龙山文化，不仅全面继承、捍卫、发展了大汶口文化，而且又把辉煌的文化传承给岳石文化时期的夏王朝。因而，我们有理由证明：尧、舜、禹在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另外，宗教文化在当时也十分兴盛发达。前文已述，大舜就是宗教文化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他一登位，便四处巡狩，祭拜天地，而且规定了复杂的宗教礼仪。在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的求生愿望强烈、而医疗技术远远达不到人们求生需要的条件下，宗教文化确实起到组织民众、团结民众、教育民众的作用，使人们从精神上对这些看来不可征服的自然现象予以深深的寄托。尧舜禹时代，对太阳、龙蛇、鸟、虎、豹、熊等自然物的崇拜，以及对祖先、鬼神和灵魂的崇拜，广泛而虔诚，内容和形式更加复杂。原始巫术作为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占卜等形式表现出来，以求达到控制天地、沟通鬼神的目的。当时巫师是社会的导师，人们认为巫师神通广大，可以沟通人和神之间的联系，让神来满足人们的幸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大小统治者在问政、行政、征战中往往用占卜来决定自己的言行。用今天唯物论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会让人感到愚昧可笑，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文化已深深渗透在上至君臣下至黎民的信念中，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确实起着一定的历史作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图片：莒县陵阳河遗址陶尊文字
(四)最终完成了对三苗的统一。
前文有述，在完成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中，尧采取了“东和夷族，南据三苗”的政治策略，东和夷族是手段，南据三苗进而统一三苗是目的。但由于当时水患严重，朝政错综复杂，本来已年迈的尧帝只能让位于舜而听政了。后来他是带着没来得及平定三苗的遗憾离开人世的，他深知三苗不统一，天下难平定。但是怎样能平定三苗，是义征还是战征，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只能由他的接班人舜来决策了。
我认为从《尚书》中舜对禹的一次对话中可以看出三苗的问题并没解决。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也就是说：“大禹我跟你议论一下，现在看三苗还是不服从我的领导，你组织兵马再去征讨他们。”“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也就是说，大禹接到舜的命令，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当众宣誓说：“将士们，你们都听着，这愚蠢无知的三苗至今执迷不悟，狂妄自大，违反常规，道德败坏，贤明的人得不到重用，反而让坏人当道，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一味犯上作乱。现在，上天给三苗降灾了，我们今天要去讨伐他们，一定要同心协力，胜利后论功行赏。”
图片：湖南株洲炎帝塑像
但是大舜深深知道，三苗有庞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双方一场恶战下去，不仅两败俱伤，难以取胜，且造下的积怨更深，所以征求对三苗征服方式时，大舜审时度势地采取了义征的决策。结果双方对峙三年以后，最后以谈判和解结束了一场恶战。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舜总是对三苗的和解放心不下，他对天下五年一巡狩的政治承诺使他在晚年到了江南，最后逝世于江南，并把自己的躯体埋葬于九嶷山做政治抵押以求南北方永远和平。从现象看，中国统一了，天下太平了，但事实是，统一是暂时的，分散对立的隐患仍然存在。大禹一上台就面临着怎样巩固这个貌似统一的局面，也就是说他怎样继承尧、舜的遗志，来完成九州的真正统一。
事实上，大禹一直对三苗耿耿于怀，且百倍警惕，而三苗又对大禹顺而不恭，伺机反叛。根据史书传记，大禹执政后在确立王权的过程中，对三苗内部的主战派继续使用武力征讨，特别是在涂山开了万国诸侯大会并在会后杀了防风氏以后，大禹带领5000 精兵强将南下三苗，对反对派实行了武力威胁，致使三苗内部的反对派率众逃向汉水以南地区，有的逃向大西南高山峻岭之中。这样一来，大大强化了大禹政权的统治，三苗一带终于安定下来。大禹又按舜执政时期的要求设立了管理机构，任命了大批官员，并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整顿和理顺了城、邑、村三级体制网络。经过舜、禹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按郑国茂先生的话说：“由于舜帝大力刷新政治，创造和完善了国家体制，使得禹和启轻轻松松地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中华民族开始出现了一统的局面，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谈到的，“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夏王朝的建立虽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面还存在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但是由尧设立的、由舜执行的、由禹完成的大一统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夏王朝的诞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图片：湖南株洲炎帝陵
(五)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是夏王朝建立的根本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一书中曾深刻指出：“现代家庭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括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后来一切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现在看，尧舜禹时代的家庭发展模式几乎和马克思论述的欧洲古时的家庭模式一模一样，这是全世界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华夏和东夷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以后，长江以北的“公天下”里，中央军事集团管理着若干个古国和部落。这些古国和部落又管理着几乎是血缘关系的氏族。在父权制还存在的社会里，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在目前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已经普遍存在，奴隶制是合法的，只是在尧、舜统治的理念里，奴隶制还不是残忍的对立统治。在这种文明的统治中，方国和部落的首领就成为国邦之君，而以父权为代表的族长就充当了国邦的官吏，他们拥有国邦内部所有的土地和财产，为了管理方便，这些官吏又层层分设了邑，邑下面按土地面积的大小和原有的村聚条件分设了村，根据血缘关系和姓氏关系又建立了家庭。这种家族关系尽管保留了氏族部落的痕迹，但已脱离了氏族统治而变为以父权为核心的家长制，家长制是严格按照辈分高低及族属亲远关系确定不同贵族的等级地位。这时的阶级对立关系并不是那么尖锐激烈，民众中又分为自由民(大部分为宗族成员)、黎民(从事劳动者)和奴隶三层，大都能在这种原始宗法制度下生产生活，这就是夏王朝诞生时的根本社会基础。当然急剧形成这种制度是在禹称帝以后，龙山文化走向没落、岳石文化开始兴起的时期。这时期的社会形态有以下七个特点：(1)私有制急剧地向前发展。(2)阶级分化日益明显。(3)强权政治进一步巩固。(4)法律制度日臻完善。(5)社会管理秩序全面规范。(6)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7)国家形态日趋成熟。以上七个特点，考古学家和史学家都做了大量的考证论述，我在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家庭的出现就意味着私有制的形成，而私有制的形成又是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家庭形成了一个生产单位，是按父权制度下的分工而存在，是私有制社会的一个最简单、最微小、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国以民为本”，而这时已不是只认其母不认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也不是父系氏族时期，而是一个出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的时代，这是社会文明的一大门槛，此时正是尧、舜、禹三代领导人执政时的龙山文化时期。
所以说，尧、舜、禹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奠基人，是奴隶社会大一统的开创者，这应该是毫无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