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舜确有其人

         —评中国史书对大舜的记载

　　大舜，这个在史学界和世间千古流传的英明大帝，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成功执政者。他忠实地执行了唐尧建立“公天下”的大志，在他三十而立摄政之后，相继完成了长江以北华夏和东夷的联盟统一;他刚登上摄政之位，便身体力行地建立了一套五年一巡狩的民间调查走访制度，一直坚持到晚年南巡而葬于九嶷;他外举不避仇，向尧推荐了大禹，并和大禹一起勤勤恳恳地经过艰苦努力成功地治理了黄河中下游的水患;他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同时推行《五刑》，体现了他的德治理念;他亲自制定的《五教》，至今还深深地镶嵌着建立文明社会的政治烙印。唐尧去世后，他全面地继承了尧的遗志，大力推进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繁荣经济、保障民生的光辉典范;他刷新政治，重划九州，制定五服，定邦安国;他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建设;他推行民主制度，重谏纳言，终生廉政;他力主对三苗实行义征而不用武力，最后终于义服三苗，完成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统一，把华夏东夷联盟的版图一举越过长江延伸到两湖、两广一带，为大禹建立的夏王朝的快速诞生立下了万世不朽之功。

　　两千多年来，史学界的先辈们花了巨大的心血对大舜做了有理有据的详细研究，他们为传承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做出了让万世称颂的卓越贡献。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消除疑古派对这些光彩夺目丰碑的怀疑。他们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企图否定公元前841 年前的所有历史记载，竟把人们几千年来崇拜的大禹说成是一条大虫。这个谬论理所当然地遭到鲁迅先生的痛斥。这些疑古派从主观上否定史学家对远古名人的真实记载，却从客观上起到了否认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不良作用。所以，疑古派走的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几千年来史学界对大舜的记载和评论颇多，有关大舜的神话传说就更为广泛了，并且多有不同之处。这和疑古派的立场、观点完全不同，因为这是对大舜这个英明大帝负责的表现，是对中华文明史充分肯定的表现。在堆积如山的记载和传说中，除了《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史记》两大权威的著作外，《竹书纪年》、《诗经》、《周易》、《春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论语》、《尔雅》、《吕氏春秋》、《孟子》、《管子》、《墨子》、《淮南子》、《太平御览》，包括屈原的《天问》等等书籍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对大舜做了研究，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管是“放”还是“鸣”，大都是以肯定舜的存在为前提的。从现代的郭沫若、范文澜两位历史泰斗开始，一直到当今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大都承认舜的客观历史存在，只是在一些不同的学术研究方面有不同的解读罢了。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在历史学家评古和考古学家考古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采用逻辑思维的推理方式，全面、系统、正确地把大舜上承尧、下传禹的一生执政理念整理出来，并力争利用现代的传媒手段，宣传好大舜的光辉形象。如果对当今的执政者能起到一点启示作用，我就不胜荣幸了。

　　在这里，我就研究会所依据的《尚书》、《史记》两部历史大作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由济南人伏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冒死藏在墙壁中而保存下来的《尚书》，由于战火焚烧，只保存下来29 篇，最后用隶书把这29 篇改写下来，所以史学家把这部《尚书》称为《今文尚书》;后来汉武帝时期又发现了一部早于伏生保存的《尚书》共45 篇，两书一些大的内容基本一致，这部书的记载由于比战国时期尚早几百年，所以史学家把这部古书定为《古文尚书》。后来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尧、舜、禹的记载，许多和《尚书》类同, 可见今古文《尚书》的真实可靠程度是很高的。

　　为什么要相信《尚书》的真实性呢?

　　第一，《尚书》汇集的历史资料齐全且连贯性强。这部史书汇集了尧舜禹时代和夏、商、周四个远古历史时代的资料，而且没有任何的神话色彩，并且又不断被历代历史学家的考察论证及大量出土文物所证明，尧舜禹时代和夏、商、周历史很自然、很恰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我们了解研究这段历史可靠的文献依据。

　　第二，尚书中关于唐尧的记载，除上述我讲到的史书以外，《荀子》、《国语》、《左传》、《逸周书》这些被历史学界承认有权威的史书也都承认了尧的存在，并做了相似的记载，所以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尚书》完全可以作为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依据。

　　第三，名留世界历史的夏、商、周三大王朝的始祖分别是禹、契、弃三人，而这三人不论在尧执政集团还是舜执政集团，都是《尚书》中记载的重要决策人，夏、商、周三大王朝的祖传世谱中除上述我提到的周王朝传到亚圉后到古公亶父有疑问外，其余两大王朝的几十代世谱都清清楚楚地记载下来，这是不会有假的。疑古派再有理由，总不会不承认这三大王朝的存在吧!

　　所以范文澜先生曾下结论：《尚书》“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

　　《史记》更是一部历史百科全书般的巨著。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 年左右的历史，共计52 万余字，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汉代石室金匮里发现了远古时留下的谱牒和牒记，这都是历代统治者的真实记录，是不容怀疑的，而《五帝本纪》是他用了20 多年的时间进行考证的。大家都知道，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本身就是一位史官，临终前泪流满面地嘱咐儿子要继承他的遗愿，写下一部史书。后来司马迁开始根据20 多年的考察积累写下了这部千古不朽的《史记》，为历代史学家崇敬拜读，鲁迅先生对这部书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司马迁记载黄帝后世的族谱里，关于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的传记中，把鲧传为尧的族叔、又把商代的汤王与周代的文王几乎划为同代人是有疑问的。我认为，《史记》和《竹书纪年》把鲧传为颛顼的儿子，与舜是黄帝的第八代后裔是有年代之差的;而从周代的亚圉到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这几百年间的世谱决不是公叔祖类一个人所能代替的;从汤至盘庚的前商到武王灭纣的后商，差了整整近600 年三十几代国君。我已经与安作璋、孟祥才两位教授谈了这个看法，史学界需对这个问题展开研讨。

　　另外，《竹书纪年》是在西晋时从河南的一个古墓中挖掘出土的书籍，成书年代是战国时期。虽然原书在唐宋年间遗失，但从西晋到唐宋年间，此书在社会上、在民间流传了5 至6 个世纪之多，其中大部分内容已被当时的史学家掌握，即使原书遗失，流传下来的《竹书纪年》中的内容也是可信的。特别是从尧到西周末年的周幽王的历代谱系，相当充实、完整，充实了《尚书》和《史记》两大古书中不完善的内容。

　　本文对大舜的浅析，主要依据《尚书》、《史记》两部古书，用推理的方式进行分析，以向史学界的大师们请教，并愿同朋友们一起商榷。

　　当然，除了《尚书》、《史记》以外，其他许多古书也对舜做了大量地、详细地记载。主要有《竹书纪年》、《保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管子》、《墨子》、《中庸》、《大学》、《礼记》、《孝经》、《邓子》、《商子》、《列子》、《荀子》、《韩非子》、《慎子》、《天问》、《吕氏春秋》、《淮南子》、《汉书》、《水经注》、《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等。

　　如果我们仔细地把史书有关舜的记载阅读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这么多的史书都对大舜做了记载，难道能说这些书记载的竟是一个乌有之人吗?

　　(二)史书的这些记载虽有不同之处，但从总的内容上是大同小异的，难道能说这全是一些虚无的事吗?

　　(三)大舜在远古五帝排列中一直名列前五。《大戴礼记·五帝德》载远古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和《史记》的记载是一致的;《战国策·赵策》及《周易·系辞下》载的五帝是：庖牺、神农、黄帝、尧、舜。以上四史及有关史书都把大舜排在五帝之末，除黄帝、尧、舜这三位大帝始终未变外，其他两位的记载都有所不同，可见尧、舜的存在应该说是不容怀疑的，这也是上古史连续性的根本所在。

　　山西运城稷王庙

　　(四)目前，史学界对大禹这个人物的存在几乎是公认的。而禹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在史学界、考古界，几乎都和大舜紧密相连，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尽管荀子、韩非子等对“禅让制”有保留意见，但对禹接舜的帝位没有否认。史书上凡是提到舜的地方几乎都提到禹，同样，凡是提到禹的地方，几乎都涉及舜。既然禹、舜在同时代的历史上紧密相连，怎么能把舜从禹的存在中剥离出去呢?显然，承认禹的存在，就必须承认舜的存在。实际上，承认了禹的存在也就等于承认了舜的客观存在了。

　　(五)所有的史书几乎一致公认弃(后稷)是周王朝的先祖，契是商王朝的先祖，而且弃的后代不窋和契的后代冥几乎同时代先后在夏王朝中任过重要官职，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大舜与弃、契在尧执政时同朝为臣，而且都是尧统治集团的重臣;尧去世后，弃、契继续在舜的领导下为重臣，而且在22 位大臣分工中担任显赫的官职。是契的后代汤灭了禹的后代桀，取代了夏王朝而建立了商王朝;是弃的后代武王灭了契的后代纣王，取代了商王朝建立周王朝。历史的画卷竟是这样无情地记录了这段神话般的历史，禹、契、弃同朝为臣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三位亲密战友的后人竟这样无情地取代了这三位先祖后代的帝位，从而开创了夏王朝以后的商、周两大王朝，这真是历史的奇遇，也是震惊世界历史的奇迹。这个奇迹非常耐人寻味。但就是在这个耐人寻味的奇迹中，轻松地找到了大舜的历史定位：在尧的统治集团中，舜、禹、契、弃是亲如手足的战友关系;在舜的统治集团中，禹、契、弃又是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这就把舜的历史存在与夏、商、周三大王朝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谁也不会也不能否认舜的客观存在了。这就是唯物史观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