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舜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及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对舜文化做了精辟的概括:“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一)“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均曾对舜文化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舜德极为推崇。“《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就表现了孔子对舜德的无限崇敬之情。

  尧、舜见于四书五经,为孔孟所乐道。《尚书》以《尧典》开卷,《论语》以《尧曰》压轴,可谓意味深长。《尚书》曰:“(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语》中孔子一唱三叹。“子曰:‘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对舜的德政,“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把舜奉为天下大圣。在《中庸》篇中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在评价舜的任人唯贤之道时,孔子说:“才难, 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

  孟子的思想更解放。他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以孔子传人自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两千多年后伟大领袖毛主席让全国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进一步把“舜德”大众化了。

  孟子的“仁”说极为鲜明:“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四书中的《孟子》提及舜德达52 处之多,《大学》篇几乎全部继承了舜德的观点:“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明明德的归宿在“亲民”,这是《大学》的核心,《大学》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支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舜的成长经历,也是个人成长的理想状态,“亲民”是大舜在政治上成功的重要原因。《大学》以“舜德”的模式来规范儒家之道,可见儒家对舜德的推崇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书》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论语》记载:“君子学以致其道。”《孟子》记载:“君子深造之以道。”《荀子·礼论》亦云:“圣人者,道之极也。”

  “道”也是儒家的重要概念之一,四书贯穿尧舜之道。韩愈明确提出了从尧舜到孟子的传承谱系。《原道》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自认为是道统的承接者。道统不是王统,孔子推崇的是尧、舜、禹、周公,不是启、汤、文、武;孟子推崇的是尧、舜、禹、孔子,不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韩愈推崇的是尧、舜、孔、孟,不是秦皇汉武。尊道不是忠君。《孟子》:“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在孟子以后儒家混淆了道统和王统,境界每况愈下,演绎出了不见于孔子言行的忠君思想。忠君思想不是舜文化的本质,而是后人对舜文化不成熟的解释。

  儒、墨两家针锋相对,关于尧、舜却所见略同。墨子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子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

  与儒家分庭抗礼的法家也不甘示弱,从春秋时的管仲到战国时的大改革家李悝、商鞅、申不害、韩非等对大舜进行了充分地肯定和赞扬。《管子》载:“故舜一徙成邑, 二徙成都, 三徙成国。舜非严刑罚, 重禁令, 而民归之矣。”“凡所谓能以所不利利人者, 舜是也。舜耕历山,陶河滨, 渔雷泽, 不取其利, 以教百姓, 百姓举利之。”“尧舜, 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 誉之而不厌, 久远而不忘。”韩非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对舜以充分的肯定。“《淮南子》曰:‘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植锥之地,以有天下。’”“《潜夫论》曰:‘尧舜之德,譬犹偶烛施明于幽室也。前烛照之后烛益明,非前烛昧后烛彰也。乃二烛相因而成大光。’⋯⋯大哉,帝之德也!”与儒、法、墨同时代的道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等没有一个对舜德进行批判的。虽然九派各有体系,而且在治国方针上,儒家“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与法家“治世不一道,变国不必法古”针锋相对,但对舜德的赞不绝口几乎都是不谋而合的。可以说舜文化不仅是儒家学派的根祖,也是各学派的源祖。由此也验证了司马迁“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观点的正确性。舜文化是中华道德之源泉,以后出现的诸子百家文化是舜文化之流变。

  (二)舜文化的基本内涵。

  尧舜时期被称为“圣贤”时代。“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社会井井有条,农业、手工、法律、音乐、教育都有专人管理。舜任命伯夷为秩宗,主持天、地、人三种祭祀;任命夔为典乐,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皋陶担任大理,掌管刑法,断案平正;垂担任工师,主管百工,百业兴旺;益担任虞,主管山泽,山青水秀;弃担任稷,主管农业,五谷丰登;契担任司徒,主管教化,百官亲善;龙主管宾客,诸侯都来朝贡。其中禹的功劳最大,他治理水患,纵横五千里的领域,都受到安抚,四海升平。

  司马迁是这样记述尧、舜的大同之世的:“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关于大同之世的具体情况《礼记》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尧舜时代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定居农耕生活,虽然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匮乏,但这就是古来最为先哲们所向往的大同之世,这也是人类追求的没有纷争的和谐社会、理想王国。

  《礼记·礼运》把当时的社会风貌描述得十分美好,以致到今天有些事情我们仍然无法做到。这样的生活是虚幻的吗?这只是人类的理想吗?不是,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这是被验证的历史事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摩尔根对易洛魁人长期考察所得的资料写道:“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1651年前后征服伊利亚部落和‘中立民族’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平等的成员加入到他们的联盟;只是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对照这两段描写,是何其相似。可以肯定地说,易洛魁人印证了大舜时期大同之世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舜文化呢?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舜文化是指以尧、舜、禹三代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尧、舜、禹而论,舜以自己的德泽教化赢得了后世的无限敬仰并成为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鼻祖。说到底,舜文化就是高尚的道德文化,舜文化的核心是道德,人们通过对舜德文化传统内涵的梳理,将舜文化归结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伦理道德;勤于职业、精益求精、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乐于助人、谦恭礼让、和睦邻里的社会道德;施政以德、举贤任能、勤政爱民、天下为公的政治道德;天人合一、保护生态、和谐共处的宇宙道德。因而可以这样说,舜文化就是道德文化。可以得出舜文化有三重道德层次,即人伦道德(家庭道德)、社会道德(社会道德、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和宇宙道德(天地道德)。以总概念“和谐”为统辖,梳理出人伦道德中的“孝”、社会道德中的“仁”、宇宙道德中的“和”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核心道德来达到家庭、社会和天地的和谐。数千年的舜文化是舜帝通过身体力行创建起来的,它属于原生态的道德文化,不仅成为那个时代的行为规范,而且影响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现在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也将蔓延渗透到全世界的道德文化体系之中。

  关于舜文化传统的最早专论是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这篇堪称中华道德文化奠基之作的文章在地下沉睡两千多年后(竹简制作时间在公元前310 年—公元前300年间),于1993 年重见天日,1998 年整理公布。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

  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

  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故唐虞之道,禅也。

  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先圣与后圣,考后而甄先,教民大顺之道也。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施,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古者虞舜笃事瞽叟,乃戴其孝;忠事帝尧,乃戴其臣。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养生。夫唯顺乎脂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政,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知天下之政者,能以天下禅矣。

  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象□□,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了。

  《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治之至,养不肖。乱之至,灭贤。仁者为此进,明礼、畏守、乐逊,民教也。皋陶人用五刑,出载兵革,罪轻法也,虞用威,夏用戈,征不服也。爱而征之,虞夏之始也。禅而不传义恒绝,夏始也。

  古者尧生为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未尝遇贤。虽秉于大时,神明将从,天地佑之。纵仁圣可举,时弗可及矣。夫古者舜处于草茅之中而不忧,登为天子而不骄。处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登为天子而不骄,不专也。求乎大人之兴,美也。今之戴于德者,微年不戴,君民而不骄,卒王天下而不疑。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无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举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如此也。

  这篇在以前的典籍中所未见的文章,将舜文化概括为三重道德层次,即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这本书对舜德的概括最为全面也最为中立,绝无后来儒、道诸家的偏颇。

  (三)舜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把和谐作为价值观的最高准则。追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和谐文化造就了中国人崇尚和谐、爱好和平,主张多民族和睦共存,多元文化融合共生,重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统一性的文化传统。而造就这一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就是舜文化。

  (1)舜文化首先注重的是家庭和谐。在舜文化这些十分珍贵的遗产中,最珍贵的是舜确立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把伦理道德纳入社会管理,使之成为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百善孝为先。在家庭对舜进行虐待和迫害时,他能百般忍辱,以和待父母,以和待弟弟,以情感人,以诚待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孝子。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图》把大舜归为首孝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2)在社会活动中,舜文化要求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在社会活动中,大舜处处推行“以和为贵”的方针,据《韩非子》记载,有争地盘的,“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有争水面的,“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有争陶地的,“舜往陶焉, 期年而器牟”。他走到哪里,人群就和谐到哪里。《尸子辑本》、《淮南子·修务训》及《史记》都有记载,这就是舜到哪里,哪里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原因所在。

  (3)在对外关系中,舜文化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前文已多次论述,特别体现在对三苗的关系处理上,他不仅主张义征三苗,施大德于三苗,以“仁义”取胜,而且把自己的遗体埋在南方,以保证民族和解、和谐,不起战事,最终解决了长期以来南北对立的局面,最终实现了华夏、东夷、三苗三大部族的统一,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尚德》、《韩诗外传》都有论述。这些论述都足以证明大舜不愧为伟大的和平使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战争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之分,正义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与此相反,非正义战争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反动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把人民推向灾难的战争。战争的主观目的和客观结果之间也存在辨证的矛盾,战争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黄帝和炎帝的战争、黄帝和蚩尤的战争、舜禹与三苗的战争、春秋五霸争锋、战国七雄逐鹿,正义与否,无法区分。但黄帝、舜禹、秦始皇在最终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统一了当时的地域,客观上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

  (4)舜文化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震雷使人丧胆,大风暴雨使人恐惧,但舜帝入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舜帝用璇玑,以齐七政,说明他与自然和谐相处,古人说“舜好生恶杀,凤凰巢其树”,说的也是舜帝的道德达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至高境界;舜帝命大禹治水,委益管山林,派弃主农官,均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神圣境界。在对待大自然上,他敬天、敬地、敬山、敬水、敬鸟兽、敬鬼神,他亲自带领官员及民众四处祈拜,让天下之人把精神寄托在当时还没有被征服的大自然上,以此进行教化,统一天下人的意识,让社会保持稳定,保持和谐,长治久安。

  (5)舜文化强调的“爱民”,是实现国家内部和谐

  的政治基础。

  “国以民为本”,这是我们从大舜的德行中悟出的千古至理。它孕育了近两千年的奴隶社会中的启、少康、汤、武丁、周文王、周武王等一批贤明君主,也深深影响了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的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成祖、康熙、乾隆等大批名留千古的帝王。不论他们采取“缓民”的政策还是“让步”的举措,都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为出发点的“爱民”政策。“以民为本”的政策,使他们赢得了当时的民心,缓和了阶级矛盾,发展了社会经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相反,历史上背着骂名的桀、纣、秦二世、隋炀帝等弃民失国的暴君无一不受到人民的惩罚和唾骂。这就论证了孟子的至理名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孟子说的道,是治国之道,就是王道,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就是王德、君德,也可以理解成“得德多助,失德寡助”。唐太宗的“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至今亦有深远的政治影响。所以“德”和“民”血肉相连,德者为民,德者爱民,“仁者爱人”。凡是违背民心,逆潮流而上者,没有一个不被历史抛弃的。放眼世界,古往今来历来如此,这已成为历史不可抗拒的铁律。

  形形色色的宗教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从东方的佛教、印度教到西方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都突出了“爱”的思想。爱什么,爱世上的一切,这就是各种宗教至高无上的伦理,但归根结底是爱人。佛教中的“西方极乐”和“地狱”就是把“爱”摆在这两种去向的中间。用善至极乐、恶去地狱来确定灵魂的去向,以此教育人们的社会行为要行善积德,不做坏事恶事。这些宗教的创立,都是为了拯救受苦受难的下层民众,最初的教义都是爱民的,但宗教为统治阶级利用后,就成了统治人民的工具,爱民思想被弱化,这与舜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

  (6)舜文化以法治为手段促进和谐的实现。在对待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势力上,他不畏艰险,大公无私,果断处置,绝不心慈手软。史书多有记载的四凶,有的危害社稷,有的横行社会,作恶多端,有的野心膨胀,欲搞分裂,有的主观臆断,一意孤行,治水不成,残害生灵,严重渎职,且不思悔改,犯上作乱。大舜对这四股黑暗势力,代表民心民意,一一做了处置,以此大得民心,大快民心,天下安定,万民皆喜。

  (四)舜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舜德文化传统肇始于阶级社会产生之前,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产物,与当前中国的时代背景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因而其道德价值的转换也就更容易一些。但不管有多大的相似性,毕竟时代不同了,必须根据当前的需要,实现其价值的现代转换,让流传了几千年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这是本课题需要深入研究的。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它的本质就是舜文化中的爱民思想。“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的,它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思想。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在1944 年为纪念张思德同志而正式发布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树立中国共产党人张思德、白求恩两人为政治楷模。“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求所有的共产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此,“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字就镶嵌在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上,作为我们党至高无上的宗旨。毛泽东同志给那些为革命捐躯的先烈深情地写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永远傲然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着排山倒海般的群众发自内心的“毛主席万岁”的高呼,毛泽东同志庄重地向人民群众高呼:“人民万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喊出的伟大宣言!

  为了实现全国的彻底解放,推翻三座大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我党在这80 年探索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但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我党在前进中自身受到的挫折是实践最高宗旨过程中的宝贵财富,并无损于我党的形象。我党在自身建设中不断地清除党内的腐化堕落分子,是为了更好保持我党忠实为民的纯洁性,这并无损于我党最高宗旨的实现目标;我党提出并认真实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在更大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富民目的,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自立于世界之林。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德、最高尚的德。

  到2021 年,就是我们党百寿大庆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代领导人不屈不挠的努力,已初步达到繁荣富强的目的,过着安乐和平的日子,创造了尧、舜、禹以来四千多年间最强大最持久的和平盛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德政,是舜文化在当今最好的典范。爱民,决不是执政党或执政者的个人行为。这个民,是人民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的共和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和国。五星红旗诞生的时候,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小五星分别代表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她们共同在中心的大五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就是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的,这个政协会议就是代表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举行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大舜故土上形成的舜文化,今天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践的“为人民服务”这条金光大道,一定会畅行无阻。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几千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做出了科学设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革命导师指明了社会和谐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邓小平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和谐,两极分化不可能和谐。社会和谐则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属性。没有社会的和谐,就建设不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血与火的磨砺中,在风和雨的洗礼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追寻着社会和谐的民族梦想,写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历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关系和矛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和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做出全面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庄严而紧迫地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力应对各种挑战的紧迫需要。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既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又面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压力。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就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我国已进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既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同时也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在“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同在,动力和压力共生。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解决矛盾迎接挑战,就必须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

  反思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家庭危机、思想道德危机,而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能以发源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的家庭人际关系及道德方面的危机。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像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蔓延、道德沦丧、诚信缺失、夫妻反目、遗弃子女、拒绝赡养父母、兄弟相残、父子相残等现象频频出现。不少人为一夜暴富而不择手段,致使社会上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合同、信誉纠纷层出不穷。论眼光之长远和胸襟之博大,一些人远不及生活在远古时期的大舜。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毋庸置疑,大力推行舜文化的“孝道”、“德治”、“诚信”有利于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民族的繁荣、国家的昌盛。要致力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积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

  (五)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关系。

  2003 年10 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 年9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大力提高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随后,胡锦涛同志在2005 年2 月详尽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而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具有哲学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的宏观理论,没有科学发展观,就不可能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同样是一种大气的理论,具有宏富的思想价值,但相对于科学发展观而言,又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理论。如果没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无法得到有力的支撑,失去应有的意义。因此,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互为表里、融会贯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们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1)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这直接构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处处着眼于人的问题。一句话,一切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离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如果不能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谐社会也就没有丝毫的价值意义。

  (2)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发展为中心任务。抓好经济发展,首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其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安定、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3)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越多,领域越广,利益关系越复杂,就越要确立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理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4)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指南。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认识越深刻、把握越准确,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才能越自觉、越坚定;自觉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地按照科学发展观谋划,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才能越顺利、越有成效。

  在提倡以德治国和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舜文化所倡导的孝道、德治、诚信,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中国当前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必需。从舜德的精神研究出发,当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的构建中,还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研究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要注重分配的合理性。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特别一些垄断行业的决策层收入过高,这和舜德精神与党的宗旨是相违背的。

  (二)注重解决农民的医保问题,为广大农民解决好基本医疗保障,逐步化解“因病返贫”的社会现象。

  (三)注重逐步解决农村的劳动保险,为农民的晚年生存解除后顾之忧。特别以舜“孝”精神,全面、合理解决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为中国的老龄化铺好道路。

  (四)注重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防止产生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

  (五)注重高级干部视察行走的迎送陪同和形式主义的作风,推进年轻干部下放基层离岗劳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六)注重对干部特别基层干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育,防止单纯以法律惩办为主的方针。

  (七)注重改进农村的民主选举,重新确立我们国家五级政权相统一的政权结构。

  (八)注重发展和推进社会第三次分配,加快发展慈善事业,解决弱势群体救助困难的问题。

  (九)注重环境的治理,改善民生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加快改善中国西部沙漠化的治理。

  (十)注重少数民族,特别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问题。

  这十个方面,都涉及舜德在当今形势下以民为本的应用,也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需要引起重视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愿意与各界仁人志士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而进行不懈的努力,让大舜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