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虞舜和大禹的治水重点

  从秦代济南人伏生保存下来的《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代发现的《古文尚书》到《史记》以至整个史学界所记载的历史事实,都无一不承认尧执政期间天下洪水泛滥成灾。洪水到底是在哪些地方成灾,这确实是需要史学界认真研讨的大问题。那时候所谓的天下,我认为不可能涵括长江中下游,因为那时南方的三苗并没有统一于尧统治的政治版图。尧和他的大臣万不可能去为一个还与自己政治敌对的大部落集团去分忧解愁。即使同情担忧,也不可能派人去治理。史书记载,舜做了摄政王后,南巡中由于三苗的阻碍,只到过霍山,而没到过衡山,因为尧在丹水一战中虽然打败了三苗,但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这个南方集团。当时三苗的军事首领大多是被黄帝打败的炎帝和被黄帝杀掉的蚩尤的后代,他们凭借经济、军事实力长期同北方抗衡。所以不可能存在尧、舜、禹三个英明大帝去长江中下游治水的可能,再往南到广东、广西、云南一带就更不可能了。那么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尧、舜、禹治水的重点应该在哪里就很清楚了,应该在黄、淮、海三大流域。再往北,自古以来就不存在水灾问题,而是长期缺水少雨的干旱地带。

  我们把目光集聚在黄、淮、海三大流域,首先要搞清当时华夏和东夷的大体区划问题。

  从史书上记录下来的史料看,华夏集团大体上东到山东、河南的交界处(即河南东北部),西至甘肃、青海一带,北至长城,南至河南、湖北的交界处。东夷族的疆域,西至河南东部,东至大海,北至河北南部,南至江苏、淮北地区。而发源于桐柏山的淮河和发源于河南省境内的海河虽然也流经千里到了大海,但是这两条大河在地理上全部被边缘化了:海河在华夏和东夷的北部边缘,从天津入海;淮河在华夏和东夷的南部边缘,从江苏入海,所以这两条大河即使有灾害也不会对华夏和东夷带来全局性的危害。这两条河肯定有过危害,但从整体不至于动摇整个华夏和东夷这两大部族的经济利益。两条河即使有大水之灾,一不会横冲直撞,二不会轻易改道,即使灾年,大水一过,水归河道,人民照常生产经营。所以,两河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可能性肯定有,但不会太大、太长久。黄河,只有黄河才是当时危害社会安定的唯一大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而下,流经现在的九省,浩浩荡荡,毫无约束地把黄土高原上的泥土冲刷入河,又毫不保留地送到渤、黄海之滨,创造了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平原,世世代代养育着华夏儿女,由此她被光荣地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是,我们也应该想到,黄河这种无私的奉献,千百年来又让华夏儿女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她创造了华夏无数的辉煌文明,她又不断地把这些文明吞噬、掩埋。在那个人口稀少、生产力极为脆弱、人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根本没有能力来驯服这只庞大的洪水猛兽。黄河从黄土高原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奔腾咆哮,哪里地形有利于它的畅行,它就毫无阻挡地奔向哪里。可以推想,它可能年年改道,一会儿横穿河南,直奔黄海而去,一会儿水头向北,横扫华北,直奔渤海而来,至今黄淮海平原留下了上百条黄河古道,这就是黄河横行的真实写照。

  在黄河中下游,有两条闻名于世的大山脉:一条是太行山脉,它的水系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滚滚而来;一条是泰沂山脉,它的水系由东向南、向西、向北滔滔而下。这两条山脉的水系作为黄淮海平原的河流的发源地,必须由西向东奔腾而行。也就是说,黄河统帅着这两大山脉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水系,按现行的水利测算标准计算,一平方公里(1500 亩)年径流量25 万方水来汇总,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水量啊!黄河一马当先地奔腾而来,几十条大河伴随着黄河铺天盖地压过来,横穿黄淮海平原,向大海奔流而去,这又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庞大水龙之害!

  由于当时部落遍地、古国林立,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战争,天下不统一,社会生产力不统一,要打通一个流域的流水通道是很难的,这个生产关系不解决好,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

  尧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他深知创造一个天下为公、内部稳定、天下太平、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就必须治好水患,并且只有普天之下统一治水,这个治水才可能成功。

  据此分析,令尧忧心忡忡的是黄河与太行、泰沂两大山脉的水害。黄河治不好,太行、泰沂两大山系的水治不好,不仅华夏和东夷的联盟不能巩固,而且社会还要回到天下大乱的无序状态。因此,尧在完成了华夏与东夷的正式联盟后开始实施他伟大的治水工程了。

  尧执政的盛期,天下已划定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幽州、雍州)。羲仲在旸谷、羲叔在明都、和仲在昧谷、和叔在幽都已经划分了四季。前文已述,尧已与羲、和两家兄弟商量了年、月、日的运用常数。近期我省昌乐县发现的骨刻文,据考古学家初步考证,比王懿荣发现的商代甲骨文还早1000 多年,正好是尧舜禹的时代。华夏、东夷联盟后氏族团结、部族和亲、古国繁荣、天下大治,当时危及社会的最大灾害就是以黄河为主,太行、泰沂两大水系为辅的水灾。从各方面条件分析,尧认为治水时机已到,先从黄河中下游开始。

  选谁治水呢?《虞书·尧典》记载:“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 咈哉!’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从《尚书》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尧面对滔滔洪水十分焦虑,他开会征求四岳的意见由谁来领导百姓治水。他对选人是十分重视的。四岳推荐了鲧,尧深知其人不能担此大任,说:“唉,这个人不行啊。”四岳又找不出合适的人,就劝尧先让鲧试试看,尧自知鲧这个人不行,但也无可奈何,临时找人又没有,只好说:“行啊,那就试试吧!”结果不出尧的所料,鲧治水九年不成!

  鲧治水九年不成,史书多有记载,说他的治水方式是一味地堵水,而且在前辈共工阻水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堵堤的高度和宽度,“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结果当黄河与太、泰两大山系的水一齐压过来的时候,所堵之堤全部垮掉,洪水造成的危害骤增。尧派舜去调查,最终在羽山把鲧杀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以堵的方式治水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肯定鲧绝不是故意渎职,他从主观上是想用堵的方式把水治好,他的出发点并不错。我认为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状态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征服能力都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用堵的方式治水,在一个局部来看也应当予以肯定。因为人们可以在把水堵住的地方生存下来,而且所堵之水也是广大平民日常饮用灌溉所需之水。所以,堵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尝试,不能一概而论地全盘否定它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价值。而且在那时,诸侯分割,天下混乱,也没有办法统一治水。况且太、泰两大山脉之水从山沟峡谷倾泻而下,带来的冲刷是异常凶猛的,能把水堵住,这无疑是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修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水库,这些水库哪一个不是从堵开始的呢?没有垮堤的吗?半个世纪以来,中、小型水库和塘堤因水灾垮堤的也不少,1975 年8 月河南驻马店大型水库就是因洪水而垮堤了,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一些损失,但不能以此说明修水库是失败的。以此类推,鲧的堵水错在哪里呢?不就是他当时领导人民修的水库质量太差了吗?人们征服自然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从《实践论》的理论观点分析,人们的认识,特别是对大自然的认识,也必须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漫长过程。况且,当时筑坝技术不够完善,导致鲧治水失败,他为实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古书也有记载他的儿子大禹建议他治水应以疏为主,他没有听这个意见,这也只能说明在征服大自然的认识阶段古人还没有达到“吃一堑,长一智”的水平。大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也主要是因为他汲取了父亲单纯以堵治水的深刻教训,从而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正确方针。大禹治水成功,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第一,先父给了他“长一智”的难得的经验教训。共工由于“虞于湛乐,淫失其身”而败,鲧没吸取教训继续“堕高堙庳”而惨败,没有共工和父亲惨痛的教训,禹难以引以为戒。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讲的那样:“禹伤先人之功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实践证明,太、泰两大山系的水是堵不住的,只有开山拓河,将水引入大海才是唯一正确之路。即使堵水成功了,水一大还是要溢洪的,溢出来的洪水疏不出去照样贻害百姓。所以,从长久的安全治水的目标出发,一定要把黄河及两大山系的水引入大海,才能根治水患。

  第二,华夏和东夷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大舜做了尧的爱婿并且当了摄政王以后,华夏内部、东夷内部、华夏与东夷之间的战争慢慢地平息了,两大部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从大的领导决策层,到下面基层,大家面临的共同大敌是洪水。大禹赢得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条件,完全可以按流域实行上下游统一规划,左右岸统筹兼顾,而且实行以疏为主的治水方略了。

  第三,有以尧为决策层、以舜为执行层的领导集体的大力支持,从上到下形成了万众一心治水的局面。尧、弃、契对华夏的情况了如指掌,舜、皋陶、伯益对东夷的地势地形非常熟悉。有了黄河下游统一治水的规划以后,以尧为核心的决策层从哪里开始治水、怎样治水、用多少人治水已经胸有成竹了。据《尚书》记载,大禹曰:“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 各迪有功。”就是说每个州动员组织了12 个师,共约3 万多人,从内地到四海,按一服立一长,五服立五长,四方皆有长官,干得非常出色。可见治理水患是大一统领域众志成城之举。据史书记载,舜还明确让契、伯益两大臣要鼎力相助大禹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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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禹陵

  第四,得到民众一致的拥护。洪水过处,村落几乎荡然无存,财产化为乌有,民众死伤无数,土地全部被毁,庄稼颗粒不收,牲畜死亡殆尽,生态彻底破坏。可见,洪水的破坏性要大于一场残酷的战争,所以民众要求根治水患的呼声越来越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大臣皋陶曾对大禹说:“都!在知人, 在安民。”意思就是:“哎!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就是说只有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才能做到安定人心。大禹说:“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就是说能安民就是慈爱,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你的。皋陶又说:“天的聪明来自我们人民的聪明。”“天彰善罚恶,实际上就是人民在彰善伐恶。”“天之心与民之心是相连的,我们做大臣的可要特别注意啊!”这充分体现了以尧、舜、禹三代贤明大帝和以皋陶为首的贤臣的民本思想!

  第五,大禹本身的发奋努力。大禹是舜以生命为质而推荐治水的,他对治水工程兢兢业业,越过千山万水,受过无数磨难,任劳任怨。史书记载,他连腿上的毛都磨光了,公而忘私,一心扑到为民治水上。《史记》中说:“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禹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之功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有一次,他对舜说:“我刚接受治水的使命时,刚刚回涂山氏那里娶了亲,辛日结的婚,到甲日只有四天时间就出发治水去了。后来我因治水路过家门,已经听见我的儿子启呱呱的哭声,也没有来得及进去看一看,就恐怕耽误了治水的大事。”可见大禹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是多么可贵!

  我认为以上五条是大禹治水成功的主要原因。那么对黄河中下游的治水是怎么进行的呢?

  据《史记》载:“禹行自冀州始。”显然是从山西、河南一带开始的。因为这里是当时的首都,又是黄河中游,而且连接华夏和东夷的济水(后为大清河,1851 年被黄河占领一大段,现为黄河)是从太行山脉的王屋山发源的。治黄的重点司马迁认定为壶口和龙门。

  《尚书》记载:治理黄河的工程从冀州开始,从壶口开始动工,向西把杞梁山、岐山水引入黄河,又向东延伸到达汾河,把水引到太岳山一带,这样,太原就有了一片高地。再从覃怀动工,把水引到衡漳河。(“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 至于岳阳。覃怀致功, 至于衡漳。”)兖州的大河是济水,这里九条大河都疏好了。灉河、沮河在这里汇合成泽。平原地又可以植桑养蚕,人民又从外地迁到这里定居。(“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合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

  青州这一带包括东部沿海和泰山,这个地方是嵎夷居住之地,水患已治好,潍河、淄河这两条大河已疏通了。(“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

  徐州这一带北至泰岱,南至潍河,东到大海,这里的潍河、沂水都已治好,蒙山、羽山可以耕种,大野泽储满了水,这一带就可以安居了。(“海、岱及潍惟徐州。淮沂其乂, 蒙羽其艺。大野既猪, 东原厎平。”)

  豫州这一带西、南到荆山,北边至黄河,伊水、瀍水、涧水都引到洛水合流也不会成灾了;荥泽湖已有高大的堤坝,不再漫水了;菏泽一带流出的水被引到孟渚泽也不再危害了。(“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 荥波既猪,导菏泽, 被孟猪。”)

  当然,《夏书·禹贡》文中还涉及长江流域的扬州、荆州、梁州及雍州这四州的治水问题,我一直对此有疑。因扬、荆、梁一带是三苗的辖区,雍州实际上也是三苗迁往之地(“三苗丕叙”)。而《夏书·禹贡》这篇文章记载的是禹向舜做的关于治水的一次长篇汇报,仅仅13 年的时间能否治好这九州之水,实在是一个谜。即使现在举全国之力,用13 年时间治好这九州之水,又谈何容易!

  但是大禹治水确有此事,这是不用怀疑的,所以我认为大禹治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包括淮河、海河流域的一部分,即冀、兖、青、徐、豫这五州。这五州是尧、舜在位统治的政治中心,又是决定华夏、东夷统一基础的经济中心,还是尧、舜推行德治文化的中心,即使只这五州,用13 年的时间,要把这片广阔地域的水患治好,也应是千秋伟业、万世永表!

  舜以自身生命向尧保举大禹,治水已从客观上把舜禹的政治生命紧紧连在一起了,从这个观点出发,舜、禹举全国之力来治水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终大禹治水成功,整个黄河中下游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时的劳动工具已经有了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石棆头、石镰刀、双孔半月形的石刀、铲、锯、环、镞等,磨制技术已得到广泛的应用。畜牧业不仅有了猪、狗、羊、牛、鸡等,而且有了驴和马。手工业以制陶业和铸铜业为代表,有了巨大的进步。陶轮的发明也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利用快轮急速旋转的动力加上双手的配合,使陶器的规整、均匀及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窑为高温密封,温度可达1000℃以上,并且陶制品的种类也大大增多。冶铜已从原来的红铜加上锡,而变成了青铜,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技术要求相当精细。《史记》记载“黄帝娶于西陵之女, 是为嫘祖”,发明丝织,尧舜时代丝织可能已经出现并发展。这充分说明,舜、禹治水成功之后,北方的华夏与东夷大联盟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大禹成功治水的伟大功绩,也是最后统一三苗建立夏王朝的重要社会基础。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大禹治水的成功,带来了华夏和东夷统一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个提高来源于内部的纷争已经化解,劳动力大量死伤的情况基本得到遏制。这样,集合华夏各族联盟的力量,全力以赴进行治水,治水后的生产力得到极快发展,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